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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政常思“忠、信、敢”

[ 來源:中國紀檢監察報   發布時間:2018-12-27 10:13   閱讀量: 879    ]

“忠、信、敢”這三個字,過去是不少有志者畢生追求的奮斗目標,也是百姓評價官吏好壞的重要標尺。對當下的黨員干部來講,仍然需要常常拿起“忠、信、敢”這把標尺,量量自己為人品格和為政擔當。


  西漢劉向《說苑·政理》中記載:春秋時期晉國的董安于治理晉陽城,向蹇老請教為政之道。蹇老答道:“要忠,要信,要敢。”董安于問:“怎么做才叫忠?”蹇老說:“忠于主。”又問:“怎么做叫做信?”蹇老道:“政令要有信用。”再問:“怎么做才算敢?”蹇老答:“不當老好人。”董安于聽完說道:“有這三個字足夠了。”


“忠、信、敢”三字,雖然不能涵蓋為人處世的所有道理,卻是為政者不可缺少的基本素養。后世之人,對“忠、信、敢”不斷進行豐富,早已突破了其原來的含義。


  先來說說這個“忠”字。《左傳》中記載:“臨患不忘國,忠也。”即面對禍患不忘記自己的國家,可以算得上忠。諸葛亮《兵要》中載:“人之忠也,猶魚之有淵。魚失水則死,人失忠則兇。故良將守之,志立則名揚。”意指人有忠誠的品德,就好比魚兒有了水;相反,如果失去忠誠的品德則很危險。到了近現代,“忠”字又有了新的內涵。錢學森回國前,在美國被迫參加了數次聽證會,被問道“你效忠誰?”錢學森答道:“我效忠中國人民。”回到祖國后,毛澤東同志問錢學森是什么支撐著他歷盡辛苦也要回國,他以“茍利國家,不求富貴”作答。從董安于到諸葛亮,再到錢學森,忠誠的內涵早已不再局限于對個人“小忠”,而上升為一種對國家、對人民的“大忠”。


 接下來,再談談這個“信”字。商鞅徙木立信、季布一諾千金等故事,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稱頌。言而有信、言出必行,不僅是為人處世的優良品德,更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政德。《劉子·履信》中有段話:“人非行無以成,行非信之無以立。故信之行于人,譬濟之須舟也;信之于行,猶舟之待楫也。將涉大川,非舟何以濟之?欲泛方舟,非楫何以行之?”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也提出過一個理論:當公權力遭遇公信力危機時,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,做好事還是壞事,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、做壞事。這就是著名的“塔西佗陷阱”。正所謂“人無信不立,業無信不興,國無信則衰”,如果說一般人失信于他人,受損害的只是個人形象,那么,為政者一旦不信守承諾,對國家和政權的危害可就嚴重多了。


“忠”“信”二字,說起來并不復雜,但踐行起來卻并不簡單,離不開一個“敢”字,也就是要求為政者必須敢于擔當、勇于作為。毋庸諱言,當下有些領導干部在這方面做得并不好:有的認為獨善其身就行,對下屬違紀甚至違法的行為熟視無睹,不想主動去抓去管;有的是擔當不足,害怕得罪人、丟選票;有的自身不干凈,腰桿子不硬,沒臉去監督別人……一個“敢”字見真功,不僅要有動真碰硬的決心和勇氣,還要有發現問題、解決問題的本領能力,對為政者來說是個不小的考驗。


“忠、信、敢”這三個字,從古代一直延續到現代,已成為很多仁人志士立身之要訣。過去是不少有志者畢生追求的奮斗目標,也是百姓評價官吏好壞的重要標尺。對當下的黨員干部來講,仍然需要常常拿起“忠、信、敢”這把標尺,量量自己為人品格和為政擔當。(左連璧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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